在海城的雨季里，一个关于自我、名字与选择的成年礼，在一次次“你叫我一声，我就回来”的约定里，终于说清了那句迟到的“我喜欢你”。

关于巴金写给《陈范予日记》的题字 坂井洋史 一 2005年10月巴金逝世后，我参加了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的告别仪式，即后去参加在巴金祖籍浙江嘉兴召开的第8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。因为此次会议在巴金逝世后不久开的，自然引起了媒体的注目，有不少记者纷纷赶来，采访聚会一堂的全国巴金研究专家们，收集他们对于巴金文学的评价以及对于一代文豪逝世的感想。这个两年一次坚持开下来的研讨会，我从1989年上海青浦的首届以来从未缺过席的唯一外国人。如此勤奋与会的人，不仅在外国人中找不到，在本国专家中也似乎不多（只有李存光先生一个吧？）。或许因此，我也受到了好几个记者的采访。我原来缺乏被采访的经验，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和资料准备，所以谈完之后，总不免有言不尽意之慨。后来看到部分报道，说是我的谈话，但我都觉得好像是别人口里出来的话一样。当然，这也是我自己之不善于机敏应答和中文表达能力...(展开全部)

一張斑駁泛黃的老照片，開啟了鄭鴻生對台灣男性——服飾心理及身體感覺的追尋。 他形容父親一輩為「失語的一代」，他們生於日治時期，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，與只進過傳統學堂習「漢文」、身著台灣衫的祖父產生隔閡，父親中學的畢業紀念冊內、身穿筆挺制服的南台灣子弟，和一般日本青年無異，而他們在神社前合影、進入阿里山旅遊，亦是祖父一輩無法想像的。 光復之後，拋棄了漢文而學會了日語的他們，再度面對「講不出口」的困局，這個被壓抑的一代，又要面對戰後新生的孩子們全然不同的思維視野，傳承與斷裂於百年來的三代之間糾葛上演。 作者這一代的台灣「男孩」，在光復後西化的現代教育下成長，卻直到大權在握還不只活在壓抑的父親的陰影下，也繼續活在嬌寵的母親與姊妹的懷抱裡。這一段漫長的自我認識之路，讓人重新「看見」台灣男人的自我理解，以及種種看似可笑可議的政治與社會。 失勢的父權、堅韌的女...(展开全部)